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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西方的误区 |
| 2004-07-20 15:12:30.0 |
就像国际水域航行中的投资国船队不一定悬挂投资国的国旗一样，中国企业投资西方也不一定都打着中国的旗号。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热衷与西方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是两个概念。西方人更多地视中国为销售西方产品的一块新兴的最大沃土，而不是西方世界获取资金的来源。
西方人多年来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增长乏力，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国内通缩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问题都是要通过扩大市场，提高经济增长而不是靠获取资金来得到的。中国对西方投资的动力也出自对扩大市场的渴望，这种渴望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越来越强烈。只是中国这种强烈的渴望与西方国家的需求是不很一致的，西方人自工业革命以来都有向外扩张、扩大市场的渴望，从来没有休止过。
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没强大到令人望而生畏的程度，也会随时遇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合抵制的局面。所以中国企业走向西方世界，还是要在国人内部精诚团结的基础上，对外保持低调，韬光养晦。
在２０世纪末期，中国人投资西欧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城。中国城的项目在西欧已经成了一个老题目。西欧几个大国的首都都有所谓的中国城，罗马的中国城有１８条街，号称西欧最大的，可供３０万人居住，但那是中国移民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中国大集团的背景。英国伦敦的中国城是当地企业与天津市合资９亿美元在伦敦港区建成的，整个建筑群包括贸易中心、百货大楼、展览大厅、４星级酒店和中国式街道。德国的中国城经过好多个国内企业多方论证和研究最终没有建起来。法国巴黎的中国城是广东地方政府、国有公司与法籍华人合资建立。
并不太成功的原因，有一点就是由于不懂当地的语言，找了当地的中介，其中包括一些华人餐馆老板，通过他们合资。当地华人餐馆老板在经营餐馆时都会赚一些钱，他们也在当地生活多年，有一定的关系网，但是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他们就不是合适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些人经营的都是家族式的小生意，没有现代化企业的经营制度。他们的知识也不够，许多人在当地都没上过学，是凭着辛苦劳动创造财富的，这使得他们没有全局的眼光。他们的视野也相对狭小，关系网都是来餐馆就餐、欣赏他们厨艺的当地人士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对中国投资者的兴趣往往是出于对自己形象的考虑，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而当项目迟迟进行不了，他们的热情也会随之消失。即使他们有足够的热情，政局还会发生变化，换了一界政府就会出现不同的理念，继任者对前任遗留的项目不会那么热衷，一切还得重新开始。
华人餐馆老板经营大项目理念的落后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位小有名气的中餐馆老板，以他自己的餐馆和店铺为依托想建立一个中国城。他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推进这个计划，并获得了荷兰议会和政府的支持。他称这个计划经过周密科学地论证，而他所公布的论证基础是：第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城市，建立中国城可以为阿姆斯特丹增加新的旅游景点，由此推动荷兰旅游事业的发展；第二、香港和澳门回归大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得到了西方各国的高度评价，许多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而阿姆斯特丹是欧洲门户、重要港口、主导世界潮流的信息中心，因此成了中国企业向欧盟发展的重要基地；第三、华人新一代已经在荷兰接受了高等教育，新中国城建立以后会吸引企业入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自己创业的空间。
看到这３点建中国城的理由，笔者看不出来这３点原因论证与建立中国城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这样的计划据说还获得了当地市政府和议会的通过，并在中国寻找投资者，一直找到２１世纪初期。笔者希望中国的投资者不要踏入这样的陷阱。
中国对西方国家投资应该采取人员属地化和形象属地化策略。人员属地化，就是改变以往自国内派大批干部的做法，而改为以招募当地雇员为主。招募当地雇员其实并不比自国内派人昂贵多少，因为国内人员虽然肯接受低廉的工资，但要为他们配备的福利太多，比如住房、汽车。如果频繁调动国内派出人员，那更得不偿失了。因为他们可能为办工作证就花费了一些时间，熟悉工作和环境又得一年多时间，如果只干３年，那这个人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而新来的人又得完成这样一个轮回，费力费钱还没有效益。
形象属地化就是要迎合当地的需要，融入当地社会，给人以当地企业的印象而不是让人脑海里一直刻有外来人的概念。投资法国就要办成法国企业，投资美国就要办成美国企业，而不是总给人以中国城的印象。西方人远没到接受中国产品占领他们市场的地步，他们对中国工业品从不屑一顾、到有限接受、到宽容地开放市场，经历了十几年时间。现在中国工业品质量迅速提高、竞争力日益增强，西方人反而举起了反倾销的大旗，指责中国输出通缩。２００３年是中国工业品出口经历重大挑战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欧盟国家逐步削减对中国行之多年的普惠制，将来自中国的工业品进口关税大幅度提高，２００４年则完全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
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一种单方面、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它掌握在发达国家施惠国手中。西欧许多国家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产品普惠制，美国则一直不给。后来，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增长强劲，对国际市场形成了冲击，西方国家不仅取消普惠制，进而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手段，遏制中国出口品。这种非关税壁垒主要表现为：提高检验标准、增加检疫检验项目和改变技术规则。非关税壁垒基本来自欧盟、美国和日本。欧盟最多，占４１％，日本占３０％，美国占２４％，其中来自欧盟的涉及几乎所有中国出口品，从工业制成品到农产品。西方国家的非关税壁垒技术复杂，隐蔽性强，影响面又广，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品出口的长期障碍。
所以对西方的贸易或投资不仅要保持低调，实行属地化战略，有时还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比如对产品名称、说明和外观做一些形象上的改观，就像中成药出口一样。
国际中成药市场金额达到１００亿美元，但是中国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才５％，而韩国和日本就占了２５％，中国成了药材原料出口顺差，而成药出口逆差的国家。这是与中国中医药大国不相称的。中成药出口到西方国家有它实际的困难，因为西方药品准入门槛非常高，想把中成药出口到法国需要提供几百份成分检测报告，而其中许多成分报告在中国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从来没存在过。药品在美国审查同样严格，一种药物从开发到上市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耗资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还要做２５０多例临床试验。所以中药是不能以药品的名义进入西方市场的，但是可以尝试以保健品名义出口。就像做美容的无需整容外科大学毕业文凭一样，保健品无需提供检测报告和临床实验报告。这样就可以绕过西方国家药品检测的门槛，当然为了这样的改变，企业在宣传药品性能上就要相应做一些重大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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