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的“热线接听员” ——安慧里南社区副主任于跃涛

在安慧里南社区，有位“年龄最小的老社工”， 1983年出生的他，做社区工作已经有12个年头。他的私人电话是他包楼的320户居民的热线电话，疫情期间，社区里的大事小情，上到转运密接人员，下到摸排走访、系统填报，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他无一例外都是全负责、全参与，社区的同事会亲切地叫他“涛涛”，他就是安慧里南社区副主任于跃涛。

私人电话成热线

在疫情期间，于跃涛与安慧里南社区的同事们严格执行上级的防疫要求，每天除了报送大量的表格、数据外，小区人员出入、门店检查、办理居家隔离手续、居民的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于跃涛和同事们都是事无巨细，对居民实行人性化服务，满足辖区居民的各项合理诉求。

疫情突然来袭，尽管一开始并没有封闭小区，但从2月10日开始，安南社区就开始为居民发放出入证，为之后的封闭管理做准备。

“抱歉这么晚打扰您，咱们小区要开始实行封闭管理了，为了保证您正常出行，请您从明天出门就带上咱们的出入证。”于跃涛和同事从下午5点半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发放，直到晚上10点于跃涛和同事们才完成出入证的发放工作。

安南社区共有23栋居民楼，2000余户居民，其中三分之一为出租房屋，人员流动性很大，因此掌握社区的人员信息也是一项大工程，虽然本身建立了户籍册，但是疫情期间，还是需要不断地摸底排查，完善人员信息。为了保证包楼的居民有问题随时能找到人反映，于跃涛主动向他包楼的320户居民公布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

“这是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有事儿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加我微信。”从那之后，接听“热线电话”就成了于跃涛在疫情期间的一项日常工作。

“于主任，我买了些生活用品，您能帮我送一下吗?”

“于主任，我们如果现在回去的话要怎么办出入证?”

每天，只要居民打来电话，于跃涛都会耐心地接听解答，居民买了生活用品，他也是亲力亲为，给居民送到家门口。最多的一次，他为一户居民送了将近100斤的物品，而返回来的是将近20斤的生活垃圾，对此，于跃涛都是一笑而过，他说：“通过这次疫情，很多居民都重新认识了我们社区工作者，有些居民还会替我们说话。”

有一次，正在小区大门站岗值守的于跃涛遇到一位从郊区回来的阿姨，她是小区的房主，想回来看一下自己的房子，由于疫情期间她并没有在此居住，也没有携带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按照规定，于跃涛不能让她进入小区。这位阿姨不能理解社区工作，甚至气急败坏地辱骂工作人员。

这时，刚好路过的两位大爷看不下去了，来为社区工作者打抱不平：“人家天天给你站岗，他们管得严不是为你好吗!你还骂人家!”

居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无论是本小区居民，还是群租房住户，只要在安南社区居住过，于跃涛都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2月14日这天，于跃涛和同事们在辖区内发现两处群租房，而对于群租房的处理政策要求发现一起整治一起，同时由于正值疫情防控期，对于群租房的管控要求更高，于跃涛在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给街道综治办，请求相关人员到场对群租人员进行清退。

两处群租房共涉及60人，由于正处在疫情防控期，这些群租人员的临时住所成了大问题，通过分头联系，大部分人都找到了临时住所，但是直到晚上12点40分，还有3个人没有找到住处，于跃涛心想，不能就这么不管他们了，于是便与原出租房的房东取得联系，协调到该房东在工体附近的另一处住房，可供这三位无临时住所的人员居住。

疫情期间的深夜，出租车很难打到，于跃涛便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把这三人送到临时住所。在车上，于跃涛对他们说：“希望你们理解，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必须要把你们清退出群租房，也是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我要把你们送到临时住所。”

在将他们送到临时住所安顿好后，于跃涛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点半。在他下车时，看到车的后排座位上竟然有一盒巧克力，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是这三个人在中途买水的时候，特意为于跃涛买来的情人节礼物，感谢他为他们找到临时住所并送他们过去。看着这盒巧克力，于跃涛心里暖暖的，觉得他们不但没有埋怨社区将他们清退，反倒给他买了一份情人节礼物，他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疫情期间，社区居民“12345”投诉案件很多，接诉即办也是居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疫情期间为什么要隔离?我没病!”“我觉得陪同隔离是没有必要的。”“新闻都说了装修可以进小区，你们为什么不让?”

“阿姨您有装修的需求我们能理解，您也要理解一下我们，精神传达到居委会还需要时间，而且周边的邻居可能还有上网课的，咱们还是要避免邻里矛盾……”

对于居民各种各样的不理解，于跃涛和同事们只有耐心细致地为他们解读政策，而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倾听的角色，居民发泄完，他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有些事也就随之解决了。

耐心守护特殊隔离人员

在境外输入病例防控的关键时期，安慧里南社区接到了一位特殊的隔离人员。社区居民张女士(化名)18岁的女儿在外留学，疫情期间从慕尼黑返京需要进行隔离。

按照当时的政策，其女儿还可以选择居家隔离，但是张女士很支持社区工作，不愿意给社区添麻烦，主动提出让其女儿进行集中隔离。但是，由于当时集中隔离工作刚刚开始，手续繁琐且持续时间长，张女士的女儿从抵京到办理完隔离手续就耗费了八九个小时。当晚，女儿给张女士打了2个多小时电话，告诉她集中隔离受拘束、自己很压抑，不舒服。张女士将女儿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居委会，但同时表示不便于直接与其女儿进行沟通。于跃涛很着急，便“隔空”请张女士开导、劝解女儿，与此同时，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去与其本人进行沟通，经过多方劝解，张女士女儿的情绪基本上恢复稳定，同意继续在酒店进行隔离。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开始我没好意思说，我女儿有轻度抑郁，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有过自杀倾向，这两天她一直在给我发信息说受不了了，想自杀，这可怎么办啊……”从集中隔离的第9天开始，张女士便陆续收到女儿发来包含死亡言论的信息，她马上联系于跃涛，将相关的情况告诉他。

“您为什么没早跟我说呢，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当时可以申请居家隔离啊。”于跃涛知道这个情况后，在第一时间与街道取得联系，随后，街道工作人员将该情况迅速反映到区里。多方确认该情况后，对其进行了核酸检测，再经由医院研判其确实患有抑郁症，尽管当时距离她隔离结束仅剩一天的时间，但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还是更适合回家，于跃涛还是穿好整套防护服到达张女士女儿所在的酒店把她接回了社区。

“太感谢咱们社区了，你们真是在为我们考虑，对孩子隔离的事情处理得特别人性化，真的是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在疫情期间多亏了有你们。”事后，张女士特意给社区送来了鲜花表示感谢。

对于琐碎的社区工作，于跃涛似乎乐在其中，他觉得做社区工作不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我觉得做社区工作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是最重要的，社区更多的是为百姓服务，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通过这次疫情，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于跃涛如是说。